李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高级记者，出版多部散文、短篇小说、传记文学作品集。
“广场舞”不应被抛于社会文化的视野之外。姑且不论广场舞是否养眼，是否高雅。一群五六十岁的女性走出家门，共同建构一个有着共同身份归属的圈子，热情追求健康和美，跳舞之余还能分享着共通的生活经历，这就绝不低俗。但我要说的还不在于此。
空暇时，我爱去小区的中心花园散步。经年累月的观察，发现小区有四类互无交集的舞群。第一类是五六十岁的大妈大嫂们，她们会伴着《桔子红了》《神奇的九寨》《有一位姑娘叫卓玛》翩翩起舞，虽不专业，但舞出了从容与优雅；第二类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，伴随斗牛士舞曲与其他劲爆音乐，迅疾狂舞，浑身充满青春活力，舞得汗湿衣衫，舞得尽情尽性。近前走过，不由得感叹：年轻真好！第三类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四十岁左右的女性，她们既不会师从第一类的从容，也不会有第二类的激越，她们所选的舞曲是中性的，舞步也是中性的，从整个舞场的氛围，用心体察，她们会有对第二类人群的留恋，对第一类人群的未知与茫然，恐惧也许谈不上。第四类成分相对包容，似乎有各个年龄阶段的人，他们主攻传统的慢三、快四、交谊舞、拉丁舞。这四类圈子，偶有交集，但概率十分小。
圈子与圈子之间，最大的分野在于年龄。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这话应该是不带褒贬的。细想也没毛病，让二十岁强融五六十岁女性的圈子，跳跳慢舞，她们会顿觉无味；同样，偏让五六十岁的女性跟年轻人劲爆狂舞，那会要了老命。更多的，也是因为怕丑心理，因为“什么年龄做什么事” 的年龄边界感。
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差别：前三类是清一色的女性，只在第四类圈子里才会看到有男有女。大部分男人们去哪里了？或者说，“大妈”们的曝光率如此之高，而“大爷”们却为何如此沉默？男性的晚年娱乐，应是何种形象，脑海中似乎总能浮现特定形象，也许是数小时不动窝“砌长城”，也许是下下棋、遛遛鸟、打太极、钓钓鱼。总体印象是静态的、后退的、失声的。若有男性追随节奏与韵律，硬与女性、与不同年龄段人群跳广场舞，似乎会打破沉默稳重形象，甚至显得轻佻，被当成新奇之事。
记得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游船上，我被男女老少热情邀请跳舞，我也邀请他们，欢快过后，各走各的路，下船之后都是陌路人，但我记住了那些令我身心愉悦、高度放松的夜晚。也曾参加过一次特别的婚礼，当音乐响起时，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的宾客轻歌曼舞，长者弯腰与小朋友跳舞，我感到由衷快乐，这就足矣。而这种解放天性般的快乐，在平日里却并不多见。
我曾去第二类舞群中蹭过热度，去第三类舞者群众的后面比划一些动作；兴之所至时，也会到第四类舞群中跳一曲。作为男性，我并未觉得自己“误闯”“乱入”，旁人也似乎无异样眼光。观念的枷锁往往在人心里。
从都市到乡野，排遣孤独、扩大交际半径、追求身心健康，这是所有年龄和性别的需求，若把“广场舞”这种文化，非要贴上“大妈”“中老年人”的标签，造成了刻板印象，就难改变了。中国传统礼仪中讲究“长幼有序”“男女有别”不该用在这里，既然是公共娱乐，就该倡导老少咸宜，男女无别。
虽说跳广场舞的群体的确中老年女性偏多，但不能因为如此特点，就随意标签化这一群众文化。在这个时代，男人也可以爱美，也可以如活泼少年，年长之人也可以追求无龄感。追逐快乐，年龄可以忽略不计，是男是女可以淡然于心。但我们往往听不到这样的呼声，即使有，也不敢大声说出来。因为标签仿佛枷锁，圈定的范围就是被认可的，之外的就是不和谐的。
给某种文化或行为贴标签，其实是思维惰性的体现，以为可以把认知事物的过程缩减，但也会带来隐形弊端。“大妈”群体的确稳固了，但新的想融入的群体也失声了。群众文化本就是群众在生活生产中情动于中、形之于外的精神物化所得，也更应该为所有人所享有，它的产生、发布、传递，应是所有人皆能平等创造和参与，应避免被特定流程掌控、传播，避免最终被固定在秩序和圈子中，避免那种外面人挤不进来，也不好意思再进来的尴尬。
当新的群众文化出现时，要警惕标签对文化的制约，众人也当避免随意滥用，避免沦为标签化的推手。
·吾观世事· 文/李御